20世纪前叶，绝大多数东欧犹太人生活在乌克兰、立陶宛和波兰境内。在苏维埃帝国领土所及的范围内，犹太人饱受被迫害与被屠杀的惨境。
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，列宁开始推行民族平等政策，认为反犹主义是错误的思想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犹太人成为了苏联公民，犹太教堂被收归国有，犹太事务委员会也随即成立。列宁时期，具有“新思想”的新一代犹太人，逐渐淡化了对自身宗教身份和文化根系的认知。
1941年6月22日，纳粹德国入侵苏联。犹太人曾经的噩梦被残忍地唤醒。除了不断获取“生存空间”，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另一个目的，是消灭——消灭“劣等”的斯拉夫人；消灭纳粹思想的敌人——；和消灭希特勒眼中的恶魔——犹太人。
希特勒对于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的背叛和随后的入侵，让斯大林意识到，苏维埃帝国的存亡已经到了关键时刻。在这场被称为“卫国战争”的交锋中，斯大林鼓励苏联人团结起来，共同面对敌人。
为了创造这种团结，斯大林借助苏联电影人的智能，充分运用了影像对大众的说服力。当时，苏联电影人也深谙此道。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电影制作技术，将有关革命的历史与政治事件作为创作灵感。
像亚历山大·梅德韦德金、谢尔盖·爱森斯坦、吉加·维尔托夫和亚历山大·杜辅仁科这样的电影人，在不断产出新作的同时，也将电影逐渐变为了一种教育大众的工具。
1928年是电影成为苏联政治工具的关键一年，苏联电影业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。美学范畴内的“社会主义写实主义”，将艺术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宣传部门使用意识形态的标准阐释美学，对艺术作品进行严格的管控和审查。
在红军战士赶赴前线之前，苏联国家摄影委员会找到了所有能被找到的摄影师，派他们去前线，进行军事报导。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导演，比如罗曼·卡门、弗拉基米尔·舒辛斯基、奥缇利亚·莱兹曼、和马克·特洛亚诺夫斯基等人，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眼睛。
苏德战争刚刚开始时，苏联摄影师并未收到过多指令。他们只是被告知，拍摄目标是交战中的坦克和枪炮。他们的任务，是把“积极”的影像展现给苏联人民。然而，摄影师们很快发现，这个指令很难完成。德国人的快速入侵，让他们极难轻易带上摄影器材。而与此同时，摄影师们透过镜头，看到的是一片片废墟、无数受伤和绝望的百姓，以及溃不成军的苏联士兵。
多年后，罗曼·卡门回忆道，“用电影去记录我们遭受的苦难和损失，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我曾亲眼看到，一架苏联战机从天坠落。当我们找到那些飞行员的尸体时，没有打开摄影机。我只是握着它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吞下眼泪。什么都没有拍下来。”
在后方、莫斯科的工作室里，另一项重要工作正在进行，即整理和编辑影像素材。这位名叫叶斯菲里·舒布的苏联女导演，就负责整理从前线运送回来的影像数据。
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先驱，舒布精心挑选可以被播放的影像，并将那些已经通过审查的胶片存盘。只有极少数的、看起来较为光鲜的镜头，会被选来作为新闻播放。而在电影院中，苏德战争前的故事片被重复回放，曾经的那些、有关胜利的记忆，被刻意地强化、再强化。
一直以来，在“斯大林是不是反犹主义者”的问题上，学者们一般认为，反犹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。
早在1913年，斯大林就表示，犹太人缺乏形成一个真正民族的共同基础，是个“纸上民族”。十月革命胜利后，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、也就是民族事务部部长的斯大林，就反对将列宁提出的“民族自决权”写入党纲。
列宁逝世后，斯大林的反犹倾向就更加明显。上世纪20年代，苏联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，对犹太人课以重税，并剥夺了犹太人在医疗、教育等方面的公民权利。到了30年代，随着苏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白热化，斯大林展开了大规模的“肃反”运动。
期间，大批犹太人被从党政机关中清洗，一批有影响力的犹太知识分子也以“反革命”和“间谍”等罪名，被判刑或处决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苏德战争中，苏联犹太百姓被纳粹德军虐杀的事实，就随着苏联宣传部门的需要，时而被提及，时而被抹杀。
在苏联被侵占的土地上，纳粹德军的屠杀行动一刻未曾停止。他们的目标已经拓展到包括老人、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全部犹太人口。与多数西方国家——将犹太人首先运送出境、然后集体屠杀不同，苏联犹太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，被就地处决的。盖世太保这样做，是为了节省运输和监察成本。
在后方的苏联国内，老百姓在报纸上读到的，是有关苏联红军英勇牺牲、豪取胜利的故事。在1941年的新闻报导中，苏联犹太人遭屠杀的事件确实曾被提及，但内容隐晦，篇幅短小。
报导试图使“屠杀”的概念普遍化，避免突出犹太种族的遭遇。在那时的苏联电影中，遇害犹太人被模糊地统称为“和平的苏维埃市民。”
除此之外，这些影片还鼓动苏联男性参军、激励红军战士为国家和斯大林战斗、牺牲。影片中，赴前线作战、消灭敌人被描绘为英雄、正义的爱国主义行为。
与此同时，仇恨被着重强化。正是这些由高明的宣传手法创造出的“情感纽带”，让苏德战争牵动着每一个苏联人的敏感神经。
从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，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共持续了八个月。战败后，纳粹德国气数渐尽。苏军在前线取得胜利，使像罗曼·卡门这样的战地摄影师，也收获了载誉归来、和被捧为“英雄记者”的待遇。
苏军在反击和西进的过程中，收复了大批、犹太人曾经居住的土地，但那些犹太人口，早已在屠杀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对于苏联人来说，这些“细节”并不重要，继续向胜利之路挺进显然更为迫切。
就这样，在战势被扭转、苏军开始取得优势后，苏联犹太人也始终没有摆脱被排除在“主旋律”之外的命运。犹太人遭种族灭绝的事实太过“扎眼”，那些令人难以直视的伤痛，与苏联宣传机构现在想要传递的信息，并不合拍。对于后者来说，在目前阶段，“缅怀”过去的伤痛，是毫无意义的。
这个时候，新闻报导所需要的，是在残酷的战争中，史诗般的英雄形象。就这样，一幕幕积极向上、欣欣向荣的影像被创造了出来。在这些场景中，人们努力工作，为了美好的明天，做着准备。
或许是因为预感到战败而急于销毁战争罪证，或许只是单纯为了消灭所有犹太人口，从1942年起，纳粹德军展开“特别行动1005”，利用犹太人和战俘，销毁一切与种族灭绝行径有关的痕迹。
被俘的人们充当了掘墓者、尸体焚烧员、骨灰分类者等各种角色。然而，天不遂人愿的是，苏军在前线的快速进攻，打断了德国人的“毁证”行动。在位于爱沙尼亚的克鲁加集中营，摄影师们捕捉到了一幕幕真实的、叫人毛骨悚然的画面。
苏军到达集中营时，发现了80名犹太幸存者。幸存者们向苏军解释了德国人在集中营里使用的一种集体屠杀手段，叫做“尸体堆砌法”。具体操作方法是，尸体首先被堆放在一层木柴上，然后，在这些尸体上再铺一层木柴，接着，再铺上一层尸体。最后，点火焚烧。当火焰熄灭后，德国人便用机器将剩下的骨头碾碎。
德国人或许并不知道，他们的“特别行动1005”，成效并不明显。成千上万的尸体还是被从苏联的土地中，挖了出来。
1943年，大量挖掘尸体、收集战争罪证的工作开始了。调查委员会找到了埋尸坑，研究了屠杀手段，也记录了相关的财产和人员损失情况。
苏联摄影师们的工作，则是把现场的勘察情况、取证过程和法医报告等细节记录下来，以备日后供法院使用，或为拍摄电影积攒素材。
事实上，苏联人并没有等到战争结束、就启动了审判战犯的程序。他们首先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和乌克兰境内的哈尔科夫市，开始了审讯。审判过程被拍摄了下来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
审判得出的结论是，不应该让战犯作为个体承担所有战争责任，纳粹德国也应该接受审判。然而，对于受害者，法庭似乎并没有兴趣将他们的身份予以区分。这群已经无法发声的灵魂，就这样，从始至终，都只是“苏联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