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同一天出生的两名婴儿为例，其中一个是黑人，另一个是白人，两人各自当上首相的几率有多大呢？大卫·哈雷伍德（David Harewood）在一部BBC纪录片中表示，黑人宝宝达成这一目标的概率比白人宝宝低12倍。
电视剧《国土安全》（Homeland）主演哈雷伍德是一名英籍黑人，他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。
在英国，我们不喜欢谈论种族——这是个敏感的话题。每每谈起，人们就会倍感抵触，顾左右而言他；但我坚信，我们有必要探讨它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的父母从巴巴多斯（Barbados）移民而来。我的父亲是个货车司机，母亲也有正式工作。我在伯明翰长大，这个城市十分多元化，在那里我注意到自己的种族有些特殊，但并不会过分在意。人们似乎都达成了共识，默认大家都是自己人。
电视银幕上也没有多少黑人的身影，因此我的偶像大多都来自美国和加勒比海地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西印度群岛板球队队员（The West Indian cricket team）或许算得上是黑人群体的翘楚。每次他们来英国比赛并击败英格兰队，我家就像过节一样。这在当时是我们唯一能在文化领域庆贺的黑人式成功。
后来，我有幸进入戏剧学院学习，并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。在这期间，从未有人谈及我的肤色。然而，从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（ the Royal Academy of Dramatic Art，简称RADA）毕业后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有人开始称我为“黑人演员”。最初，找工作并不难，但不久之后，我便感受到了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。在英国，年轻黑人的角色选择很多，但若想扮演主角却机会不大。
与美国不同，这里没有编剧会以黑人为主角进行创作，也无人委托制作这样的剧本。过去五六年间，我一直在美国工作，得以了一些饰演举足轻重的角色，比如《国土安全》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（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）局长。
对我而言，在电视上看见黑人出任将军、法官、警长、政客、新闻主播和政经大咖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。在美国，黑人进入公司管理层也屡见不鲜，但我意识到这在英国还是很少见。
今年我51岁了，回到英国制作这档节目时，我本想着，今时不同往日，黑人已经获得高等教育机会，并涉足私企、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方方面面。但官方数据给我浇了一盆凉水，现实让我大为泄气。
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多达45%的黑人儿童处于贫困当中，而白人儿童中这个数字只有25%。这会影响他们的早期发展。家庭条件最困难的孩子开始上学时，词汇水平要比富裕家庭的孩子滞后一年以上。白人学生拿到全优成绩的可能性更大，而公立中学毕业的黑人学生即使拿到了全优成绩，也可能被一些学校拒之门外。
录制节目时，我认识了艾莎（Aisha），她来自伦敦南部，是个乐观向上的黑人姑娘。她所属的这一代人，积极上进、追求理想、目光长远。这让我深受启发。
艾莎期望能去牛津读大学，对她而言，应该就是考出相应的成绩、向学校申请然后被录取而已。但我们根据杜伦大学薇琪·波利维尔（Vikki Boliver）博士的研究发现，预期分数相同的条件下，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更难被顶尖大学录取。
这些学生克服了家境的困窘拮据和贫民区艰辛的生活条件，取得了这样的成就，应当被视作是不屈不挠、坚毅顽强的典范。但波利维尔博士表示，录取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种“无意识的歧视”（unconscious bias）。
无论你把这称作是无意识的歧视还是种族主义的制度化，我们必须先承认问题的存在，然后才能加以解决。而若是对此闭口不谈，我们只能止步不前。黑人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如此之难，每每想到这里，我总会十分沮丧，又有些恼火。
在英国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里，我们依然没有黑人法官；在军队里，也没有黑人将军。我们依然没有当家做主。这一部分归结于教育系统的不完善，一部分也在于我们并未真正融入英国的社会体系当中。
我对此感到讶异。我认为，我们应该主动掀起巨变，从立法层面入手来推动这个进程。我不确定人们是否已针对政治、商业和社会层面的变革作出讨论。我有两个女儿，我希望她们前程似锦，力争上游。我想，终有一天会出现一位黑人首相，这一天会很快到来。这个人的名字会出现在选票上，所有人都会说：“他/她众望所归。”
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得先把更多的黑人同胞推进政坛——黑人占到英国人口的4%，而黑人议员只占到议会的2%。有朝一日，希望有个声音能横空出世，抚慰人心，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，让所有人为之振奋。往后10年间，也许真的会有这样一个胸怀热忱、才辩无双的人站出来，勇往直前、谱写历史。